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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不懈　攀登高峰
——记老数学家江泽涵为发展我国拓扑学事业刻苦著书的事迹
一九七三年四月，暖融融的春风吹得人意爽神怡。北京大学数学系老教授江泽涵，打开一部刚从国外寄来的关于拓扑学不动点类理论的专著：《列夫协兹不动点定理》，读着读着，心花怒放。原来，他亲自指导的两个学生姜伯驹、石根华，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六年分别在中国《数学学报》上发表了《尼尔生数的估计》和《最少不动点数和尼尔生数》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在国际评论文章里得到很高评价，被认为是“目前国际上关于不动点理论的最新成果”，“打破了五十年来国际上关于这门学科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是拓扑学上的一个“新的中国学派”。今天，在眼前这本拓扑学专著《列夫协兹不动点定理》里，作者又用两章的篇幅，阐述了姜、石的研究成果，并论证了他长期力求证明的一条定理，即：列夫协兹不动点定理的逆定理。读着这本书，这位抱着为国争光的愿望，在拓扑学领域奋斗了大半生的老知识分子，怎能不感到自豪、欣慰和喜悦呢？
拓扑学，是一门沟通几何学和其它数学的较新几何学；不动点理论，是这门学科的重要分支。这门学科研究事物形体的连续变化，有着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广泛的应用途径，对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有重要作用，并对科学技术发展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江泽涵教授是把这门学科介绍到我国来的第一人，曾经编译、写作过很多书籍和一些论文，培养过许多学生。他从事这门学科研究已有五十年历史了。现在，当仔细看完外国学者的专著后，他认为这本专著虽然有着许多优点，但书中那种抽象的论述方法，不能令人满意；而且，这本书对于姜、石研究成果的意义，还总结得不够。江泽涵教授想：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为指导，又有我国自己研究的成果，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动手写一本关于不动点类理论的专著呢？这样不是更能恰当地论述这门学科的实质吗？不是更能深刻地总结我们的成果，以推动我国拓扑学的发展，攀登新的世界高峰，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吗？
江教授被自己的设想激动了。但是，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谈何容易！自己已经年过七十，眼睛患有白内障，记忆力衰退，而且担负着系里的其它工作……，这些困难，江教授都一一想过，但他想得更多的是：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优越的条件，使我们有能力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走在世界的前列。特别是想到几个月前，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历来教导，针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对北京大学理科做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指示。一种遏止不住的战斗激情在心里奔腾起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出这部不动点类理论的专著。
写作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满头白发的江泽涵教授在一丝不苟、坚持不懈地工作着。拓扑学不动点类理论的资料多而分散，查阅资料的工作十分繁重。江教授把有关不动点类理论的国内外大量资料列成目录，编成卡片，以便于查阅。他患有眼病，看书时间长了就头晕目眩、视线模糊，为了使准备工作不致中断，他每天以高度集中的精力坚持着。
但是，新的考验等待着江教授。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破坏批林批孔运动，把北京大学周培源同志写的一篇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打成“理科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纲领”，借此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乌云笼罩着北京大学。这时，江教授几年前编写的一本拓扑学教材的第三分册，原来一家出版社已答应出版，这时突然把原稿退回了。它象一盆冷水泼在江教授火热的心头。事实告诉他：这就是搞基础理论的结果！江教授的心有些冷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写一本拓扑学的理论专著，命运又如何呢？”顿时，往事象狂澜一样涌上他的心头……
旧社会，江泽涵曾三次去外国学习研究。那时，一个中国人远涉重洋，跑到异邦，背后是一个苦难深重的祖国，眼前遇到的是帝国主义的歧视，心中是个什么滋味！多少次，他心里愤愤不平，说：“你外国人行，我们中国人也能行，等着瞧吧！”但是，岁月年复一年地过去了，为中国人争气的愿望却一次又一次落了空。当时，江泽涵认识不到，这悲剧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造成的，他痛苦、惆怅，看不到出路。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就要在东方出现了。听到这消息，正在国外的江泽涵，心就象插上翅膀一样飞向祖国！他决定立即回国。当祖国在望的时候，江泽涵心中为祖国争光的愿望再一次苏醒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游行时，他手挥小红旗走上街头，耳边震响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泪水涌出了他的双眼，他欢呼跳跃。
这划时代的最强音，给了他勇气和希望。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党的教育事业和研究拓扑学中去。他多年培养的学生纷纷走上国家重要的科研岗位，有的并有所发明创造。他第一次懂得了，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唯有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能振兴祖国的科学事业。这些年，自己的哪一项研究工作、哪一个好的设想没得到党的支持、赞助和关怀？想到这些，江教授那颗发冷的心，立刻燃烧起来，他拿出自己抄录的周总理在一九七二年对北大理科作的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指示，看了一遍又一遍，一个更坚定的信念树立起来：“我相信党和人民是需要拓扑学，需要基础理论的。不管有多大困难，书一定要写出来，不给铅印，就油印！”
江教授自觉地把工作加强了，继续做著书的准备工作；此时，他又从自己的学生石根华存放在自己身旁的另一篇论文中，发现了一个在不动点理论上很有价值的科学想法，对于自己在著作中论述石根华的研究成果，有重要意义。他决定修改这篇论文发表，一方面可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帮助石根华提高一步。
沉重的担子压着这位七十三岁的老年人。无论是春夏秋冬，清晨，星斗还在闪亮，江教授已经去办公室了；风天、雨天、雪天，从未挡住他去图书馆借阅资料的脚步。人们经常看到：江教授的身体低低的伏在桌子上，眼睛紧贴着书页、稿纸，微微发抖的手在艰难地写作。时而，他仰起花白的头，把手放在额头上；过一会儿，又伏下身子，轻轻揉着阵阵胀痛的眼睛……。
一九七五年二月，江泽涵教授正式开始著书。他把用了一个暑假精心修改的石根华的论文，寄给了远在甘肃搞大型工程设计的石根华。石根华打开这份迢迢千里寄来的稿件一看，他万万没有想到，九年前他写的那篇论文，被可敬的江教授修改得这么完整，这么精确，这么严谨。稿件的每一页纸上，都散发着一股浓郁的烟味，说明江教授在论文上凝聚了多少心血。他仿佛感到江泽涵教授那颗为着祖国的科学事业而奋斗的心，在“突、突”地跳动。这篇论文在中国《数学学报》发表后，又一次在国际上引起密切注视。
敬爱的周总理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在四届人大发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进一步开拓了江泽涵教授的胸怀。他把著书与这一伟大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方向更明，干劲倍增。他把伟大导师马克思那句“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的名言写在著作的卷首，激励自己去克服困难。
正当江教授著书遇到了一次困难的时候，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噩耗，象霹雳一样打来，悲痛压住了老人。他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痛诉自己的哀思。解放后，江教授多次见过周总理，总理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总理对自己的亲切勉励，依然萦绕耳畔。他挥笔写了一首诗，向周总理宣誓：“学您‘心中唯有人民’，为革命踏破重重难关！”一个月以后，江教授终于涉过那段“艰难地段”顺利前进了！
去年，“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阵紧一阵，地震灾害也威胁着北京。有人劝江教授：“算了吧，别写了。”但更多的人却热情帮助、支持他：一位家庭妇女，主动为他刻印已写出的章节；一位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战斗过的老同志，向他讲述当时的斗争生活，鼓舞他的斗志；一位红卫兵拉起他的手，恳切地希望他把五十年的知识总结出来；他的两个学生姜伯驹、石根华在工作之余来辅助他工作……。在那些日子，江教授脑海中常常浮现出我国登山运动员向珠穆朗玛峰绝顶冲刺的英雄形象，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动着自己写下去。在地震棚里，夏日闷热，蚊虫叮咬，汗水湿透衣衫，眼睛微微胀痛，都没有使江泽涵教授手中的笔停下。终于，题名《不动点类理论》的著作上卷完成了。
打倒“四人帮”，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唤来了祖国科技事业的春天。江泽涵教授的著作得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科学出版社已将他这部著作列入出版计划，北大党组织积极为他的著书工作提供方便条件。江泽涵教授著书的进度大大加快了。今年年初，老人让孙子搀扶着，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深切地缅怀毛主席、周总理，心中涌起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无比感戴之情。江泽涵教授信心百倍，斗志昂扬，为能实践自己多年的宿愿而心花怒放！他给自己满打满算地定了一个计划：一定要在祖国二十八年国庆期间，把这部拓扑学理论专著的下卷完成，向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献礼！
本报记者